世界上说得通的道理很多很多，巧立名目的办法也有的是。各人从各人的处境和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法，本来也未尝不可，但由于社会上各种陋风恶习渗透了精神活动，诗歌领域也就成了一块暴力孳生的土壤。根据我一段时间的观察，诗歌不是没有想像力，而是想像力在生存的现实压力挤兑之下，踅进了名利的死胡同；诗坛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而是每一种声音都要在灭了别人的前提下张扬。那么多的仇恨和戾气，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常态？我很赞同加缪的话：“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视的基础上的。相反的是，没有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不在结尾给每一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的自由。”（《作家的使命》）可是，我眼前的情形却叫人气闷，诗坛尽是些充满敌意、竭力相互羞辱的论战者，许多人似乎不把别人全都给缚住，自己就不会觉得自由。
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在反省，却也毫无诚意。比如曾经著名的某派诗人宣称“不想再知道这世界有多脏”，也不再喊着口号去斗争。这语气让我直想喷饭——不了解旧事的人以为能说这番话的不定是个什么纯洁的文青，实际上，她这一派诗人在过去炫耀恨、斗争，与现在兜售爱、温暖，乃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就是为了销路和吸引眼球。相信很多知道来龙去脉的人也会掩口胡卢：我们知道这世界有多么脏和多少脏，其中的一两种就是他们曾经的作品和作态，至今秽气不散。
为什么人们总能找到说辞，明知这些说辞遮不住事实？
古罗马的奥维德——他可是那些张扬个性和欲望的写作者心中的榜样之一——写了惊世骇俗的《爱经》，到头来却由于悔其少作而强著一书。无奈的是，历来人们只记住了他在自己的“下半身”时期的“童子雕虫篆刻”，而忘记了他自我否定的“壮夫不为”。究竟是谁的罪过，没法追究，但一个人缺乏自省意识，就跟我们的社会丧失了自净的机能一样；有人痛心于这个社会总在酝酿革命而不容忍改良，而我的所见更加具体：人们似乎总在变老，而没有变好。
所以我很敬重那些认真对待诗歌，兀自潜心于诗歌，或者善用诗歌的现实作用的人。可是，这后一种人，也正是此刻带给我真正困惑的人。我希望这种困惑能够引发有价值的思考。我给学生上一门新闻评论课。每周一次的课堂上的“每周评论”是我们师生的常规内容。于是我发现，未来的新闻评论员们和当下那些最敏锐的诗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思考的问题，甚至表达的方式竟然那么相似：一样的激烈，一样的义愤，一样的决绝，一样的理想化。还有大量实例证明，许多诗人比起记者、时事评论员、文人学者以及其他所谓意见领袖来，还更关注时势，以至于使人觉得诗歌的功能、诗歌的形式、诗歌的目的，也都类乎新闻评论。那么时事评论和许多出产于当下的诗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当然不必有其他人来费心思考诗歌和新闻评论的区别，这本身就不应该有可比性。我关心的事情似乎无关题旨：在这个时代，诗人大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这是一个问题，暂且搁置一边。
我注意到最近有人在微博里讨论诗和散文的区别。诗人说得很有诗意：诗歌是飞翔；而散文，除了倒数第一句，所有的句子都指向最后一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能够概括诗歌和散文的特征，但它确实指出了某种真相。就我个人的理解，连缀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的日子、日子里的所有的事物是非，可不就是一篇拉拉杂杂的散文么？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可不都在奔向最后的那个终点，那一个字的最后一句么？那么，在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一篇流水账式的人生散文中，可有诗的位置？一定是有的。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不可抗拒地奔向生命终结的那一句的过程中。在向死的路上我们一直逃离、跳跃，扯自己的头发要脱离这条路；或者，我们总是走神而走进没有疆界的幻像里，做着永恒的梦；或者径直跃入疯狂而贬黜这个一成不变的长途。这样看来，散文是绝对的，散文意味着必然性，但是，如果没有诗情、诗性、诗意，尽管有头有尾，散文也不可能是篇丰富完美的散文。如果塞弗尔特说的是真的——“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够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我为能感到自由而写作》）——那么，诗歌可不就是我们的命运这篇散文的隽语和菁华！
或者还可以说，散文是人的不自由的摹本，而诗歌，是人抗拒不自由的标记。每一个人都只是造化之笔写就的散文，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诗人，如果他们越有自主意识，越不承认自己是神的传声筒，就越应该有胸怀和境界；即便还要强调诗歌高于散文，诗歌才是真正的艺术，也请像塞弗尔特曾经说的：“我在写作时并不觉得自由，不过我是为感到自由而写作的，一切语言活动都是可以被看成一种为达到自由、为感到自由的欢乐和感觉自由而作的努力。”（同上）不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潜在的诗人：我们谁不想要自由，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到你化成灰的那刻止。如此说来，那些讽刺和抱怨诗人太多的家伙，真的是自大狂，真的是站不住脚啊。
回头再看那些无论何时都要得势的诗人，也许他们在内心已经否定了从前的自我，但是为了在此刻还能作为万人瞩目的对象，一定要打一个新的幌子，他们经历了世事坎坷却并不醒悟，生怕对自己的批判和否定会使自己泯然众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诗人应该是默默地、执著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精神领地，而不是一味地使自己凸显出来。我不想讨论的是那些无法讨论的话题，并非说话者不真诚，而是他们习惯于把诗歌作为工具和招牌。
如果诗歌一定是某种工具，应该是一个涉渡的筏子。
是的，诗人要沉入到世界里，像巨鲸投身于海洋中，猛虎藏迹于丛林，他们既是异类又是纵览全局者，或者说正因为是异类才有可能纵览全局。诗歌和一切艺术一样，事关人类命运，是整体主义的，它的作用是结合、弥合而不是撕裂、分割。但是达成整体的方式是联接而不是整合。整合是统治、尤其是专制暴君统治的方式，是将一盘散沙捏成一团的方式。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联系——个体之间看似松散遥远，彼此却是精神或灵魂的贯串。王家新在介绍特朗斯特罗默时，说到这个诗人这样谈论他自己的诗：“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通，自然与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这需要多么沉潜、多么精心、多么广博，才能偶有发现，点点滴滴建构起来。
谁也不能规定诗人要怎么做，但可以追问。面对这个诗的世界，我仿佛看到自己正在向诗和诗人追问着而走到了乏味的散文般人生的尽头，并且还幻想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出一缕诗意的叹息哪怕拥有一个诗的标点。我这么说，是因为自己仰慕诗人而不敢做诗人，不敢做诗人是因为知道真正的诗人不见容于现世。在我看来，诗人就该是怀才不遇的人；万一竟然遇着了，不仅减损了生活的真实性，更减损了诗的真实性。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群众对哲学恶感的根源在伪哲学家身上”，那么，群众对诗的恶感一定也是由于伪诗人。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又不能很好地伪装自己，群众对他恐怕是更加难以忍受，所以才有人说失败是诗人的宿命。做一个诗人，就应该怀有这一宿命感；有了这一宿命感，才可能有如前所说的沉入、潜入或介入。诗人唯一能够自我安慰的地方就在于，那写在一成不变的五条线上的音符，总能变出无边无际的美丽乐曲。我们的日子就是几道毫无变化的横格子，我们的生命就是那颗黑豆子，是跳动得美不胜收，还是寡淡呆板，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如此看来，如果谁想做诗人就只能在妥协与苦行之间的冰刃上迈步。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因为不管有没有人听见或者读出，你都得把你自己这支曲子给写到末尾。可是，一旦承认每个人都是诗人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诗人的时候。而现实，是比这更彻底的虚无。
我想到的是“回车体”。这是乍一看仿佛错落有致的诗行，仔细一辨认，连散文也算不上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正是诗的终结者。当然，“回车体”也可能是有的人记事、说话的一种习惯，更多的人把那些自己认为无谓无聊的诗称作“回车体”——相当于以前人们说“分行的散文”。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当代汉语诗歌的终结者。考虑到谄媚和颂扬可以终结一个王国的君主，无人不会的回车当然也可以终结语言的艺术。即便如此，“回车体”也应该得到同情的理解：人们从残酷的现实世界退守内心，与显示屏相伴时，那被生存榨取得瘠薄的心田，再也无法产出足够的情愫和意绪来布满一张空白页面。最有激情的时刻、最干净利落的举动便是按下回车键的一瞬，不停地回车再回车，那些稀薄的字句以及更加稀薄的内涵，恰好担承了我们那没有质量的灵魂，间或也能映射出现代丛林的幢幢鬼影。
2011年10月—11月20日
2014年9月28日改
武昌素俗公寓
（本文图片为曾梵志油画，来自网络）
（本文原载《汉诗》2014年第4辑《真无观》专栏）
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