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破旧”：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
霍克海默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第一个十年（1931—1941）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具思想创造力的时期。那时候，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形成了一批极有影响的理论成果，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璀璨而华丽的思想新星就是在这一时期冉冉升起的。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在1969年接受马丁·杰访谈时，波洛克把这一切都归功于霍克海默的正确思想领导：“研究所历史上无论多少事情，成员无论有多少论著，都根植于霍克海默。没有他，我们所有人或许都将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27]哈贝马斯非常认同这一观点，他评论说“：在这些年里，霍克海默作为个人，作为思想引路人、原创思想家、哲学家以及研究工作管理者，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否则，他也就不可能把那么多极具天赋且勤奋高产，但在禀性、思想背景和理论定向上各不相同的思想家拢到一起，为他所设定的目标共同奋斗了那么多年。” [28]那么，霍克海默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思想领导作用的呢？简单地说，就是“破旧”与“立新”：“破旧”是指霍克海默发挥自己的哲学史专长，继续自己从2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立新”则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两部分，可见的部分是指霍克海默确立了“批判理论”新观念，不可见的部分则是指霍克海默为了落实自己倡导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而实施的“独裁”领导。
在《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演讲中，霍克海默已经指出，“在理论辩论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社会哲学的主要对手是实证主义 ” [29]，因此，在就任所长之后，他发起并主要承担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针对实证主义的“破旧 ”工程系统而严密。首先，在 1932年的《科学与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批判了作为实证主义的现实根基的科学或科学意识形态。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之所以在现代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人们有目共睹。不过，霍克海默希望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即由对自然的研究中生成的科学是否能够无条件地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这是因为科学不关注人。“一方面，无论是理论方向和理论方法，还是理论对象即现实本身，科学都是独立于人的。另一方面，科学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个要素。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现象。”[29]第二，这是因为科学方法不适用于始终变化着的社会。“科学方法旨在解决存在而非生成，此时，社会形式却被看做一种以不变的方式运行着的机制。”[30]尽管指出了科学的诸多缺陷，但霍克海默希望人们明白，真正有缺陷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这种缺陷的根源并不在于科学自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31]因此，科学的力量体现了社会的力量，而科学的危机则是整体的社会危机的一个表征“：对科学危机的理解，取决于是否能够提出一种正确理解当前社会状况的理论，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科学当前正反映着社会的种种矛盾。”[32]
其次，在1933年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中，霍克海默从两个方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也给人们正确理解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带来了挑战：19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主流大多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黑格尔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余绪；在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和19世纪初兴起的实证主义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中才会出现用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去“补充”“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潮流。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是为了回应上述误解、歪曲以及抨击而创作的。尽管未必赞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论证思路、论证风格以及许多具体结论，但霍克海默无疑是支持列宁的基本结论的，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以马赫主义为最新代表的实证主义看似相近，实则对立，因为后者在本质上更靠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具体地说，第一，霍克海默指出，同样都希望与科学相统一，但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科学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因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甚至是有些主观的：“科学的结果总是有条件的。这不仅因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必然会导致某些修正，而且因为，虽然物理学为现存社会中的时空事件经验提供了最普遍的抽象概括，但它本身也带有自身主观性起源的印记，因而具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含混成分。”[33]尽管实证主义坚信科学进步，但却以非历史的方式理解科学。当经验批判主义“把独立于时间的主体”作为自己的前提时，一方面把科学绝对化了，另一方面也就使自己“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变得情投意合了”。[34]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一样强调只有“在感性经验中被给与之物才是真实的，并且一开始就如此认为”，但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在认识论上肯定感性经验的基础地位，绝无意“把感觉绝对化”、把“认识的起源和条件”与“世界的起源和条件”等同起来[35]，而实证主义却在相反的方向愈行愈远，因此，“较之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实际上更靠近直觉的形而上学，虽然它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自世纪之交，实证主义与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相比较，似乎不那么‘具体’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不那么唯灵论了。可实际上，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过是贬低自然知识和假定抽象的概念结构这同一种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罢了”[36]。
最后，在1937年的《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中，霍克海默对正在兴起的实证主义新流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缺陷及其与资产阶级历史的联系”进行了揭露。20世纪30年代中期，逻辑实证主义处于发展早期，它因为主张捍卫科学、拒绝形而上学，在同时代的科学家群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促使霍克海默决定给予其迎头一击。在霍克海默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本质是经验主义与现代数理逻辑的结合，它虽然也从感性经验出发，但最终将个人主体从知识生产过程中排除出去了。由此，他评论认为：“经验主义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理解认识对象的方式实际上证明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不愿意看到非人身事物的人性基础。”[37]不过，霍克海默并无意否定数理逻辑演绎在知识论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肯定大多数逻辑实证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是，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完全放弃个人观察的标准、单纯依赖系统的逻辑完善性的理论取向，具有重大缺陷，或者说容易造成巨大社会灾难：个人成为“高度完善的符号逻辑系统”的玩偶，而政府则成为万能的“经济机器”的操控者，这样的国家“既像精神病院又像监狱”![38]也就是说，赫胥黎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1931）中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法西斯集权主义在德国的现实发展，让霍克海默警惕逻辑实证主义这种看似纯然无害的哲学终将在客观上成为科学保证或政治暴政的帮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为了自身的特殊目的而利用科学及整个社会，这种意识形态，这种与特殊的科学相一致的思想，必然导致现状的永恒化。在过去几个世代里，它们在欧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上述中产阶级集团——这种哲学很好地勾勒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已经开始把现存秩序当做自然秩序。面对这种秩序在独裁国家中的进一步强化，他们把逻辑实证主义鼓吹的纯洁性当做现成的理论态度。”[39]
四 “立新”：
霍克海默对“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的艰难探索
“破旧”是为“立新”。在完成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后，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公开阐发了自己的“批判理论”新观念。
“批判理论”或者准确地说“批判的社会理论”是“传统理论”的否定或直接对立面，而所谓“传统理论”，在霍克海默这里，是指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他刚刚批判过的实证主义传统。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日益数学符号化，是“传统理论”的突出特征：“就这种传统的理论观念所表现出的倾向而言，它趋向于纯粹数学的符号系统。在其理论要素、命题的组成部分中，经验对象的名字越来越少，数学符号却在日益猛烈增长。逻辑演算的合理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至少在大多数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建构变成了数学建构的事情。”[40]霍尔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在三个方面与“传统理论”构成直接对立或否定。第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不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期发展阶段的自发产物，“传统理论”并不清楚“科学的真正功能”，“不谈论理论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只谈论理论对于自己由于历史原因而诞生其中的孤立领域的意义”[41]，最终以不同的哲学形式表达了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顺从、接受和肯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阶段的反思性产物，“批判理论”重新把握了理论应当具有的社会功能，超越对“永恒逻各斯”的虚幻追求，始终把“对合理的生活条件的关切”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42]，并因此拒绝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行为准则”[43]，认为“简单地接受既有解释是不诚实的，批判地接受支配现有社会生活的诸范畴，同时就包含了他们（批判理论家）对这些范畴的判决”[44]。第二，理论主体及其理论活动的性质不同。个人与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是分离的。接受“传统理论 ”的人把这种分离看作是绝对的甚至是先验的，因而否定改变、改造社会的可能性。选择“批判理论”的人则把这种分离看做是相对的，认为“由个人活动的盲目相互作用（即现存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决定的整个社会结构是一种源于人类活动的功能存在，因而是有计划的决定和合理的目标抉择的可能对象”[45]，即肯定社会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的。因此，在前者那里，价值与研究、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是截然分离的，而在后者那里，则是有机统一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两者的不同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6]第三，逻辑结构不同。“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都通过定义普遍的概念，进而从普遍概念中推出关于真实关系的陈述，并将之描述为必然的。不过，“传统理论”的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明确地把建立在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概念的现实起源，并宣布这些概念是非普遍的，即主要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47]不仅如此，由于“传统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截然分离，所以，它主张的必然性是排除主体实践的，因而它所追求的“必然”和“自由”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即“实际的顺从”，而“批判理论的必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批判的概念，它把自由、哪怕是尚未存在的自由作为自己的前提”[48]，即肯定主体在实现必然过程中的作用：“今天，在既有社会形式向未来的过渡中，人类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并主动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49]
尽管概念是新的，但“批判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却是“旧的”，在本质上是霍克海默以卢卡奇、柯尔施的工作为中介，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有一些理论家、理论流派超越第二国际或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不过，最终只有法兰克福学派从正确的起点出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批判探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产生重大影响的当代新形态。其中的分野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有“ 批判理论 ”新观念，而且有实施“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的新行动；并且，这种新行动不仅目标明确，而且组织有序。历史地看，如果没有霍克海默在幕后实施的“ 独裁 ”领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或许就会像汉堡社会研究所一样，仅仅是一个具有外在统一性的机构，而非一个具有内在有机统一的学派。
在组织实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强有力的“独裁”领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理论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现实关怀，即必须围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核心开展理论研究。晚年霍克海默在政治上日趋悲观，不过，在回忆30年代的理论探索时，他还是不无自豪地指出，自己是把“终结人类的史前史”即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50]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社会研究所有很多专职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哪些人应当成为专职，哪些只应当作为兼职？在专职研究员中，哪些可以处于核心，哪些只能处于外围？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决断的重要标准就在于，这个成员的研究工作与资本主义批判这个核心任务的关系是否紧密。例如，流亡巴黎时期（1933—1940）的本雅明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关系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史研究中的一场公案。本雅明的早年挚友肖勒姆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暗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理解本雅明，并对本雅明的研究与写作进行了不公正的干预和压制。[51]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本雅明研究者的支持。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审视就不难发现：本雅明始终不是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却处于学派的核心地位，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霍克海默支持他的文学批评，认为他的工作是完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核心任务所需要的；这一时期的本雅明沉迷于《拱廊街计划》，研究不断膨胀、发散、偏移，计划的可完成性极低，如果不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严厉批评，他或许根本不可能聚焦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这个主题，完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等传世杰作。
本雅明
第二，坚定不移地推进跨学科的协同攻关，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兴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是霍克海默在上任之初就规定的任务。之所以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霍克海默指出，是因为研究所的课题源于现实生活本身，它们的复杂性超越了任何单个学科方法能够胜任的限度。就像人们早就注意到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社会研究所组织实施的集体项目，从权威研究、纳粹研究到辩证法项目、大众文化研究，都是以跨学科的集体协同攻关方式开展的，并且最终都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如果没有霍克海默的远见卓识和“独裁”领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无法想象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一些新兴社会科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和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关于精神分析学，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中实际上始终存在强烈的反对声，正是霍克海默力排众议，支持弗洛姆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进行整合，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缺失，最终取得重大进展。[52]如前所述，霍克海默是实证主义的坚定批判者，但对20世纪30年代正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积极引进借鉴，力图找到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方式和界限。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安排、促成阿多诺从英国来到纽约，就广播问题与倡导实证研究的美国传播学学者拉扎斯菲尔德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最终失败了的合作[53]，但他的开放与包容也由此得到有力呈现。
第三，始终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石。与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人们往往会忽略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如一的倚重。事实上，霍克海默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将之确立为“批判理论”的基础和根本。早在1931年，他就指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角色、该集团成员的心理结构转型与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集团成果并由集团成员所创造的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关联”[54]。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基础作用由此得到彰显。而在1937年《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跋中，他更是清楚地指出，“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55]！在“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格罗斯曼和波洛克这两位经济学家先后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学理论支撑。[56]根据最新研究，我们注意到，重返德国后，社会研究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显著增强，阿多诺指导的多位学生都转向这一领域，从而造就了今天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57]
第四，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领导地位，反对单一社会科学的僭越。霍克海默倡导“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大力推进跨学科研究，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坚持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联盟中的思想领导地位，如果单一的社会科学试图僭越，他就会给与铁腕反击。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霍克海默对弗洛姆的“驱逐”。很清楚，最初是霍克海默力邀弗洛姆加盟社会研究所，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联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理论缺失。应当讲，弗洛姆在权威问题、纳粹问题等研究项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他的精神分析学倾向日益膨胀，最终提出要用弗洛伊德来补充马克思的“局限”：“马克思低估了人的情欲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本身也有其需要和规律，它们与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总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由于缺乏对心理学的深入了解，马克思没有完整的人的性格概念，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人是有社会和阶级组织结构决定的，反过来，人也决定社会和经济组织结构。马克思没有清楚地看到，源于人性及人的生存环境的情欲和追求本身才是人的发展的最强大驱动力。”[58]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力图把文化、社会心理学化的倾向是在挑战、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是他坚决不会容许的。所以，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弗洛姆在研究所中的地位开始边缘化，1941年，弗洛姆出版《逃避自由》一书，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新立场并在美国获得成功，这最终导致他与霍克海默关系的破裂。此后，他就从学派的核心成员，变成了学派核心成员竞相诅咒的对象。[59]
注 释
[1]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translated by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 119.
[2] Jürgen Habermas,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rkheimer’s Work”, in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ß, and John McCole, ed., On Max Horkheimer: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 49.
[3] [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186、179 页。
[5] Martin Jay, “Acknowledgments”,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xxxii—xxxiii.
[6] Max Horkheimer, “Foreword”,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xxv—xxvi.
[7] Martin Jay,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5.
[8] Wolfgang Bonß, “The Program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Beginnings of Critical Theory”, in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ß, and John McCole, ed., 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p. 99 — 125.
[9] [10]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p. 36 — 40, pp. 657 — 659.
[11] Jürgen Habermas,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rkheimer’s Work”, in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ß, and John McCole, ed., 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p. 49 — 50.
[12] John Abromeit, Max Horkheim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ix—xi.
[13]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2, p. 4.
[14]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 页。
[14] Benedetto C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5; Emil Hammacher, Das Philosophische-Okonomische System des Marxismus,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09.
[15][16]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p. 15 — 16.
[1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19] 张亮：《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开辟的道路》，《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2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8 页。
[21] John Abromeit, Max Horkheim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5 — 140.
[22]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2, Frankfurt a.m.: Fischer Verlag, 1987, ss.271, 276, s.306.
[23]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p. 24 — 27.
[24]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 1.
[25][26][29]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p. 9 — 10, p. 11, p. 8
[27] Martin Jay,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89
[28] Jürgen Habermas,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rkheimer’s Work”, in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ß, and John McCole, ed., 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 53.
[29][30][31][32][33][34][35][36][37]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4, p. 5, p. 6, p. 9, pp. 35 — 36, p. 37, pp. 42 — 43, pp. 39 — 40, p. 143
[38][39][40][41][42][43][44][45][47][48][49]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p. 159 — 160,p. 179, p. 190, p. 197, p. 199, p. 207, p. 208, p. 207, pp. 226 — 227, pp. 230 — 231, p. 233.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57 页。
[50]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ⅸ.
[51] 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197 — 230 页。
[52] Martin Jay,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86 — 112.
[53]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p. 239 — 246.
[54]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 12.
[55]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241.
[56] 张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天津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57] 李乾坤：《“ 新马克思阅读 ”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0 期。
[58]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Londpn: Routledge, 1991, pp. 255 — 256.
[59] Martin Jay, 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101 — 102.
（责任编辑：盛丹艳）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05期
文字编辑：姚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