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国维，大家都知道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毕生治学，疏于交际，但其一生中，他有幸遇到一个贵人，从相遇、相识、相知，直至成为莫逆之交，这个人就是罗振玉。他们互相扶助，成就了流传于世的罗王之学；他们也因为政治走向和儿女姻缘的争端，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谊，分道扬镳，自此天各一方。
罗振玉和王国维
上海初识
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州城。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2年7月，王国维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此后曾两次应乡试，但不幸都落榜了，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乡间谋了一份教书先生的职务，后因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文职书记一职，便介绍他去上海接替自己的职务。当时的王国维自是欣然前往，这是他学习新学的一次绝好时机。他满怀希望的来到上海这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城市，接受了学习新学的机会，在这里结识了康门弟子欧榘甲，并师从于他。
遗憾的是因为《时务报》内部的“浙派”和“粤派”之争，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了《时务报》，所以他还来得及与欧榘甲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见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启超先生。
当时管理《时务报》的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并没有看重王国维的才华，给予王国维的薪水也要比前面的职员少得多。为此，王国维感到很苦闷，理想的阳光实在难以照进现实之窗，几次想要离开《时务报》，由于要学习日文，不得已才继续工作，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
也是在此期间，王国维遇到了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人物——罗振玉。
罗振玉也是浙江人，他比王国维大11岁，在15岁时考取了秀才，但在乡试中却落榜了。他与王国维一样，也毅然决定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选择他喜爱的金石文史，并在这方面深有造诣，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
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致力于新学，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看到当时日本因明治维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他认识到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
当王国维看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在邻近的新马路梅里福开办时，便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虽然留学的梦想因为家境贫穷的原因破灭了，但是学习日文也同样可以接触到很多新学的知识，于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
在一次罗振玉巡视学员的学习情况时，他发现了王国维写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心里顿时产生钦佩之情，要结识这位才子。
之后，罗振玉在王国维的交流中，感受到王国维有非凡的才华和超强的领悟能力，也了解到在《时务报》供职的王国维的苦闷，由于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汪氏兄弟还特意加重了王国维的工作量，并扣掉了他一部分工资。于是，罗振玉决定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
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同样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助其求学
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以教授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王国维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天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王国维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但也很充实。也在这个时期，王国维从日本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开始对西方哲学感兴趣。
时务报馆解散后，罗振玉把王国维暂时安置在上海农工商总局的《农学报》，他还聘请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的庶务，月薪30元大洋，这不菲的收入，足以够他养家糊口，同时，他还可以认真地学习日文，进行翻译工作。王国维一直想留学，去学习更多的新东西，罗振玉也对王国维这一想法表示支持，并承诺要资助他留学东瀛。
1901年2月，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帮助安排下，王国维踏上了留学日本的轮船，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
罗振玉
王国维在老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由罗振玉出资，刊行于上海。王国维参与杂志编辑工作，是事实上的主编，主要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
在《教育世界》杂志成功创办后，去日本考察数月的罗振玉，回国后便接受了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一职，他了解到王国维喜爱哲学方面的书籍，便自费买了大量哲学方面的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供其阅读。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在苏州学堂任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家京城谋生，并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这样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以让家中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悲痛欲绝，幸好有老朋友罗振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这个世界还有几许温情。
共赴东洋
辛亥革命爆发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顷刻间土崩瓦解。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之际，身为朝廷四品大员的罗振玉害怕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并且他还收藏了很多图书、器物，一旦没收，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他急切的希望寻找到一处避难之所。
而当时的王国维还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说，可以不用避难，但当他想回到老家海宁时，船票已经疯涨了几倍，并且很难购到，再加上当时他也是一个学术至上的人，很需要一个清净之地治学。于是与老朋友罗振玉又是同进退。他们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听从朋友的安排，前往日本，这样王国维便开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
在日本京都，他们度过了四暑五冬。在罗的影响下，王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不仅在学术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罗振玉有着大量藏书和古器物资料，还有多得难以计数的甲骨器物，而这些珍贵的藏品也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这段时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几乎是朝夕相处，所以也开始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比如罗振玉以其学术的敏感与前瞻性，曾经收集了一些封泥，王国维就写了颇有影响力的《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文章。关于简牍，他们合著成了《流沙坠简》一书。更让人称道的则是他们对于甲骨文的研究，《殷虚书契考释》的问世更是为后来学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学术上颇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渐生嫌隙
王国维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19年，罗振玉一家也回到国内，并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为了在晚清的小朝廷上大捞一笔，罗振玉成为了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他也极力拉拢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中，溥仪对王国维的学识非常赏识，特诏他为南书房行走一职。南书房的工作，使得王国维有幸得窥大内所藏。
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小朝廷的遗老们也是如此。随着斗争日趋激烈，王国维不想自己成为遗老中斗争的棋子的态度，让罗振玉渐生不快，两人的关系也就此出现了裂痕。
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便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然后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于自己的心得、发明和独创。
分道扬镳
事情总是出人意料，人到中年的王国维，不幸遭遇了丧子之痛，他的长子王潜明在年仅26岁时就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竟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国维对自己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关于这件事，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回忆道：“潘夫人(王国维第二任妻子)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
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则讲道：“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并把来往信件点火焚烧……”
在儿子故去的善后处理方面，王国维与罗振玉再次产生矛盾。王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罗家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最后罗振玉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以崇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而却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
这就把双方的矛盾从家庭琐事上升到王国维一直很引以为重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上，自是王国维不能接受的。从此，两人三十年的友情，说是家庭琐事也好，说是政治走向也好，最终分道扬镳，不再有任何交流。
阴阳相隔
此时的王国维正是知天命之年，在经历丧子和知己绝交的双重打击之下，他悲从中来，不可断绝。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一颗学界巨星就此陨落。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王国维的自杀，使罗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与悲痛，他静下心来为王国维整理了一些书稿，以慰藉自己为之不安的灵魂。并对身边的人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也算是对这两位国学大师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的最好的注脚了。
两人曾那样亲近，可是竟以恩断义绝终，到底所为何事，可能也是难说得很。关系越是亲近，事情就越是复杂难言，此事之因又是前事之果，牵牵连连，谁又能讲得清楚？
选自：东鹤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