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法国有卢梭其人，是在五十多年前上高中的时候，看到他的第一本书是举世闻名的《忏悔录》。看着看着觉得没意思，只觉得这个人喜欢和女人在一起，凡是有太太小姐在的地方，他都感到如鱼得水；好像贾宝玉讨厌男人。他到底忏悔什么，一直没弄明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上大学时，知道他写了一本《民约论》（现在叫《社会契约论》），那时没看到全文，只在念文学史时知道那是一本“政治理论”书，由于鼓吹自由平等而影响了后来的革命激进派；那时觉得《民约论》放在“文学史”里是一种错置，因为它分明没有丝毫的文学品位。那时已在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据了解，马列主义是把他和十八世纪的伏尔泰等人都看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其间也有些区别，例如伏尔泰由于出身富家，属于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卢梭是钟表匠的儿子，小商小贩，属于“资产阶级低层”或“小资产阶级”。在非常看重“阶级出身”的年代，卢梭似乎离“无产阶级”更近些。于是乎，后世的革命者便都引卢梭为“同道”了。
在1789年革命前，“卢梭学说”在混乱的“制宪会议”上已时被提起，社会的混乱已非几个“改良”措施所能缓解，路易十六是个庸材，控制不了如水之就下的局面。果然，卢梭死后不几年，巴黎突发暴动式的“革命”。罗伯斯庇尔很快成为“暴君”式的革命领导者，排斥和迫害异己、把自己的同党送上断头台。革命衍成“白色恐怖”，或称“革命恐怖”。早已去见上帝的卢梭撇不清责任，第一次跟“暴力”、“独裁”挂上了钩，本来是鼓吹民主的，成了“反民主”的；本来是提倡自由的，成了自由主义的“敌人”。偏偏十九世纪欧洲的几次革命都叫人想起卢梭，甚至俄国的十月革命，如今也说卢梭有一份作用。列宁想必是念过《民约论》的。推而广之，凡是动了暴力的，搞了独裁的，或带有激进色彩的行动，卢梭的影子再也抹不掉了。
这种情况，卢梭大概怎么也没料到：一本《民约论》竟然造成了历史性的长期“祸害”。期期艾艾、哼哼唧唧的卢梭（在《忏悔录》里）一变脸成了暴力和独裁的“魔鬼”。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这是我看到的最尖端的批评了。近见有人在文章里还以认同的口气引用过这句话。这在卢梭肯定更加没有料想到了。
《忏悔录》和《民约论》乍看上去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书。只看其中的一本，大概会对卢梭其人产生片面的了解；一本书在解剖自己的灵魂，另一本书在解剖社会。哪一本更能反映一个真实的卢梭呢？
常说，人的性格是复合的。此话有理：“复”是复杂的，一个人的性格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然而，不论多么复杂，终要归于一个“根”，那就是所谓“复”而又“合”了。
这两本（或两类）书，许多人都很熟悉了。用不着我来浪费笔墨，但我还是要抄两段他自己写自传（《忏悔录》）中的话：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
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呵！……让他们每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这段话是整本书内容的浓缩。说句多余的话：如今，很有人写自传或回忆录，能不能做到像卢梭那样“披露自己的心灵”呢？
《民约论》似乎与“忏悔”无关，如今，在某一“派”知识界中，书中受到批判的“关键词”不少，如“公意”、“主权”、“自由”（“公意”对自由有强迫性）等等，都可以引申解释为“反民主”、“反自由”，可能引向“暴力”和“独裁”，等等。卢梭的声望大起来了，1789年革命，卢梭逃不了干系，此后各种“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登场了，卢梭更被时不时地提起。孟德斯鸠由于明确提出“三权分立”原则，也与英国的洛克等思想家成为十九世纪的实践家们的“理论指南”。一生为理性而奋斗的伏尔泰，属于“道德范畴”的文人，在实用主义逐渐抬头的十九世纪不如他生前那么风光了。大凡政治家们对于所谓理论，总是得其可用者而用之。一般说来，理论家或思想家是不能为政治行为负责的。
卢梭的《民约论》，还有诸如《科西嘉制宪拟议》、《日内瓦手稿》、《波兰政府论》等等，其实没有后来所说那么了不起。所谓《社会契约论》直接来源是霍布斯和洛克，往远里说是古代希腊罗马。卢梭一辈子眼界不离小邦小国寡民，“不平等”郁结在心中终生不弃不离，从古典民主制的几乎“世外桃源”般的日内瓦到了光华四溢、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巴黎，接触到举止文雅高贵而造作的“上流社会”，他既羡慕又不适应，精神上的矛盾冲突使他仍退缩到日内瓦、威尼斯、科西嘉那些小巧玲珑、静谧安详的“小地方”去。
那么，依我看，卢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总结以下两点：
一
卢梭文如其人，人是出身平民的“小人物”，对社会的不平等十分敏感，这是他写任何东西、表达意见的出发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其人其文对旧制度（即中世纪特征的社会结构）具有批判价值和对十八世纪的民众有启蒙意义。
二
卢梭想问题、看问题、对国家政体的乌托邦构想，都着眼于小国小邦寡民。而今对他提出的“公意”的强制性、“主权”的不可割让性有很多批评，但不可忘掉两个前提：一是卢梭是为小国着想的，他脑子里没有“大国崛起”的现代观念，所以他觉得“公意”在日内瓦是可行的，（今天的瑞士不是动不动就搞“全民公决”吗？）同样，小国的“主权”是要维护的。第二个前提是，卢梭的时代是十八世纪，不是二十世纪，更不是二十一世纪。对于卢梭，如对任何历史人物一样，都要把他放回到他的时代去。十八世纪的欧洲是已在为后来的欧洲，吹送新鲜氧气的欧洲，但还很脆弱、朦胧、酝酿着变化。
陈乐民
2008年2月京中芳古园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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